他用生命守卫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最后一条朋友圈是“山河无恙，欢迎回家”

宝山区宝杨路1弄2号，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内，办公室还维持着王友农生前的模样。“邮轮港公司2020重点工作计划推进表”“中国籍船员离船入境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汇编”……火红党旗旁的几叠文件，无声诉说着他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一艘邮轮模型，一个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二期建设纪念品，一张他与邮轮港第1000万名出入境游客的合影——王友农对事业的满腔热情，尽在案头摆放。

新民晚报“上海时刻”出品

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充满生活气息，桌面上摆着泡面糕点，橱窗里还有牙刷毛巾，仿佛下一个瞬间，王友农便会如往常一样推门而入，埋头工作，加班加点。

可他再也不会出现了。

因劳累过度，王友农突发脑出血昏迷75天，医治无效，于今年7月11日6时18分离世，享年51岁。

王友农在工作中 宝山区供图

“船都停了，他怎么还没空回家”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的惊心动魄，宝山区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江瑞勤至今记忆犹新。邮轮人员高度密集、空间相对封闭，又通联国内国际，“钻石公主号”感染事件举世关注……作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四的邮轮母港，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面临的形势不可谓不严峻。

幸好，早在1月14日，当上海街头还鲜有人佩戴口罩的时候，吴淞港已经提前启动防疫机制。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王友农心里这根弦就始终紧绷着，再也没有放松过一丝一毫。

“当时我们面对春节大客流，既要劝返重点地区游客，又要联系相关隔离点，协调邮轮公司、地方政府等，王友农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江瑞勤回忆，那段时间，王友农不分昼夜，始终坚守在防疫第一线。

王友农的办公桌还保留着他生前的样子 新民晚报记者 陈梦泽/摄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1月24日，大年三十。那天上午8时，“地中海辉煌号”邮轮靠港，3500名游客下船。原本只需要2个多小时的下船程序，由于要对每位游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而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在海关检疫时，发现三名武汉籍游客体温异常，随即由120救护车送至医院进一步检查。当时，对于密切接触者还没有强制性的隔离要求，又累又困的8位游客家属情绪激动，拒绝接受隔离。

正在公司开会的王友农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往现场。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劝说，家属们终于同意接受隔离。王友农不放心，又驱车跟到了隔离点，到超市买了泡面、饮料、香肠、饼干等一大堆食品送过去。

得知眼前这个始终和颜悦色、鞍前马后的大个子竟然就是邮轮港公司的董事长，家属被感动了，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回到公司已是深夜，王友农这才发现肚子饿得咕咕叫，原来这一天他忙得午饭晚饭都没功夫吃，一碗方便面，就成了他的年夜饭。

从1月22日至29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共靠泊8艘国际大型邮轮，出入境旅客达30595人——这8个昼夜，王友农没有回过家，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他打赢了邮轮港抗击新冠的第一仗！

王友农 宝山区供图

1月29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暂时封港。“船都停了，他怎么还那么忙，没空来看看我呢？”面对母亲的牵挂，王友农并没有停下来。落实防疫细节，研究国外邮轮在疫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拟定建议，研究如何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让邮轮产业尽快复工复产……王友农知道，自己守护着的不仅是一个港口，更关乎背后的一座城。

截至目前，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没有发现任何与港口有关的感染病例。这座亚洲最繁忙的邮轮母港做到了“零输出、零输入、零感染”。

“亲爱的船员，欢迎回到祖国”

“我在量子号漂泊了60多天，终于回到上海啦！”4月23日凌晨4时40分，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邮轮获准非经营性停靠吴淞港，全船353名超期服役的中国船员平安回到久别的祖国——这也是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第一艘回归中国母港的国际邮轮。

洗发露、沐浴露和替换衣物，王友农把办公室当第二个家 新民晚报记者 陈梦泽/摄

“亲爱的量子号船员，欢迎您回到祖国。离船后，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将会对你的行李进行消杀……”这天清晨，353名中国船员的手机上都收到一条温馨提示。这是王友农特意嘱咐公司准备的，也是祖国迎接他们的第一句问候，许多船员看到后不禁热泪盈眶。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皇家加勒比暂停了在中国母港的邮轮运营。由于各国对中国籍船员入境实施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大量中国籍船员在合同期满后无法在境外港口离船回国。

修改完善回靠方案、现场踩点确定作业流程、召开协调会议……漫漫回家路的背后，是王友农与无数工作人员在反复推敲中，度过的漫漫长夜。

4月14日傍晚，王友农刚向宝山区委区政府做了量子号回靠方案的汇报，正准备回公司细化方案，却在楼梯台阶上重重地栽了下来。120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诊断为腿部四头肌群损伤撕裂，医生建议静养，不宜走动。他住的老公房没有电梯，当晚，是邮轮港的几名员工轮流把他背回了家。可第二天一大早，大家惊讶地发现董事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根拐杖，竟然又一瘸一拐地来上班了，随身还带着一大包衣物。为了不再麻烦员工背自己上楼，他干脆住进了值班室。

王友农在疫情期间冲在一线，力保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宝山区供图

4月22日晚9时，王友农接到一通紧急电话：船上有一名外籍船员宫外孕出血，需要紧急救治！原本疫情下规定外籍船员不能下船，现在不仅得下船，还要开展救治，如何处置？王友农迅速与海事、急救中心等各方面取得联系，协调完整件事时，已是深夜。第二天凌晨，量子号靠港，他又来到码头，现场指挥。这一天，他发了一条人生中最后一条朋友圈：“山河无恙，欢迎回家。”迎接量子号的中国籍船员。

王友农的最后一条朋友圈 

4月26日，在完成一大摊收尾工作后，王友农还与宝山海关关长周国梁约定第二天见面交流经验，为之后回靠的邮轮做准备。谁知当天晚上，他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再一次重重地摔倒，昏迷不醒。

5月7日，量子号353名中国籍船员结束隔离观察，启程回家。这一天，周国梁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船员们终于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今天，更加祈盼着曙光中倒下的兄弟早日醒来，并肩再战。”

“既然选择远方，只顾风雨兼程”

遗憾的是，倒下的王友农，没能再醒过来。

“友农早上好，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吗？”“353+1，全部阴性！”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亚太区主席刘淄楠的手机上，还保留着4月24日一早询问量子号靠港情况的信息。他与王友农的最后一次对话，也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如果将时光的指针拨回过去，那是2012年，刘淄楠和王友农的第一次见面。“他的执着、积极、锲而不舍，来源于持续的热情；而这份热情，源于他对邮轮产业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刘淄楠回忆，那一年，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进驻中国市场。当时，王友农刚担任滨江委负责人不久，他敏锐地觉察到，这将是中国邮轮产业爆发式成长的契机之一，将步入“大船时代”。

王友农桌上还放着写满笔记的邮轮港防疫工作方案  新民晚报记者 陈梦泽/摄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建设赶上了中国邮轮产业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王友农正是建设者、参与者和亲历者。2015年的一天，王友农接到了组织上要求他调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通知。从熟悉的公务员系统，到一个刚起步的邮轮港公司掌门人，面对角色转变，王友农十分坦然：“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王友农对打造智慧港口、示范港口的坚定信念，在一张船票中可见一斑。2017年底之前，全国所有邮轮港都没船票。游客通过旅行社办完手续、缴完费，只能在出行当天到码头与导游会合。没有船票，带来的是监管、经营、安全等诸多问题。王友农意识到建立邮轮船票制度的重要性。他全身心投入邮轮船票试点工作中去，吴淞港的公共安全秩序有了极大提升，乘客、旅行社、船公司三方的法律关系得到明晰，游客的通关速度从原来的30秒缩短到目前的3秒左右。2019年起，邮轮船票制度开始在全国邮轮港口推广应用。

在熟人眼中，王友农总是有创新超前的奇思妙想。“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他常常这样说。全国首个邮轮港口服务标准化试点；通关条形码、自助办票机、弱光子安检仪等打造“无摩擦进港”；世界最大邮轮变频岸电系统、亚洲第一套邮轮岸电系统……邮轮港20余项创新探索的背后，处处留下了王友农的身影。

“为他再留一盏晚归的灯”

在所有人眼中，王友农对待工作总是极其投入，不厌其烦、知难而上。

“邮轮上一件看似简单的小事，哪怕是氧气瓶或泳池清洁剂的上下船，都会涉及到相当多的部门，协调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没有先例可循。”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沈邵军曾在滨江委与王友农共事，那段时间他们遇到过不少难题。比如，邮轮的生活污水转运到陆地，就可能涉及检验检疫、法律法规、转运路径、不同区域污染源控制的职能分布等方方面面，沈邵军协调过2次，想过放弃，王友农却说：“既然邮轮公司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说明是有困难的，那我们就需要想尽办法解决。”这些难啃的硬骨头，王友农从来没有回绝过一次，总是亲力亲为。

王友农曾两次摔倒在工作现场，他的桌边放着不少跌打药  新民晚报记者 陈梦泽/摄

工作中的王友农总是高标准严要求，可面对同事与下属时，他又是那样平易近人，亲切可爱。相熟的人们，有的叫他“暖男”，有的叫他“大叔”，有的说他“萌萌哒”。“王友农有标志性的笑声，是do re mi的旋律和节奏。”上海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邱羚说，听着他爽朗的笑声，仿佛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王友农和家人相处的时光不可避免地就会被压缩。“他好像从来没有空闲过，我也常常诧异，为什么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对工作倾注如此多的心血？——可这就是他呀！”从不能适应，到慢慢理解，再到全力支持，妻子李国苹把王友农的热爱当作自己的热爱，在背后撑起了整个家庭。

“在家里，他留给我的是出门时的背影，我留给他的是晚归时的一盏灯。他曾说过，等我退休了就陪你们。”现在，这盏灯每天都亮着。李国苹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再等到他回家。

王友农 宝山区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