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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1975—），女，重庆人，会计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教授、硕士生导师，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科廷大学会计学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持纵向课题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获广东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1项（2019年）、广东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1项（2017年）。2019年入选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全国30人入选，全国高校仅10名教授入选）。在中国企业界与资本市场有12年工作经验，任财务部负责人等职。王艳.海南航空海外并购风险及其启示［J］.会计之友，2020（11）：2-9.
海南航空海外并购风险及其启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 王 艳
会计作为服务经济工作的基础工具，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海南航空近年的战略发展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海南航空2010—2017年海外并购过程及并购后的业绩表现，结果显示企业在海外并购扩张后难以维系持续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从风险酝酿、产生和爆发角度对海南航空海外并购进行了探析，认为企业海外并购失败主要归因于频繁并购和国际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企业流动性风险、多元化并购导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偏低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导致企业过度扩张，再加上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效应，造成海南航空现今的不利发展局面。最后，就如何加强会计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风险防范作用、如何发挥会计在外部大事件冲击下的风险应对及如何以会计“计天下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方面提出了会计防范风险的对策和建议。1004-5937（2020）11-0002-08
2020年3月23日，海南航空集团（以下简称海南航空）召开应对疫情全球扩散影响专题工作会议，旨在研究化解风险过程中如何应对疫情全球化影响。自2020年2月2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派出专业人员共同成立“海南省海南航空联合工作组”，全面协助、全力推进海南航空风险处置工作以来①，海南航空积极推进流动性风险化解工作，以期早日化解债务危机。从2010年开始，海南航空便开启海外“买买买”模式，通过海外并购实行多元化发展战略，将企业产业链从最初的航空延伸至物流、酒店、租赁等多个领域。据统计，海南航空巅峰时期总资产达1.6万亿元，曾提出以总资产30万亿元跃升世界前十的战略目标，自此海南航空的海外并购扩张之路越走越宽。然而，海南航空的冒进及海外并购扩张为其后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018年4月，海南航空原董事局主席王健曾对外表示，2017年年中海外投资及资金出境等相关政策收紧，海外投资贷款中断，海南航空只能用国内航空公司的运营资金支持全球发展。从此，海南航空便开启“卖卖卖”模式，陆续出售旗下资产以回笼资金，缓解流动性压力，特别是在公司变更创始人为陈峰的主导下②，海南航空更是加快步伐回归航空主业，剥离其他板块业务并处置相关非主业资产，曾在4个月内出售近3 000亿元规模的资产。2020年初，海南航空还信心十足地将2020年定为化解流动性风险之年③。然而，受新型冠状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加剧且出现不可逆转趋势。在海南航空前后耗时两年多积极开展“自救”但仍未成功摆脱债务危机的情形下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海南航空不得已向海南省人民政府请求援助，联合工作组的成立为海南航空的风险化解找到了一个最终的处置方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海南航空如今的经营困境不仅仅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更多的是冒进海外并购行为和多元化经营战略使其陷入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之中，而这些冒进并购过程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经济后果，可以从会计信息中探析和呈现出来，这能够帮助海南省政府、航空业和海南航空齐心协力化解海南航空的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阐述了“簿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21世纪以来，我国的市场运行方式、行业结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会计的基本职能早已超越对经济活动的核算和监督，而是具有及时反映经营现状、预测经营前景、参与经营决策、主导投资融资、评价经营业绩、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鉴证与估值等拓展职能，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1]。鉴于此，本文以海南航空为研究对象，通过会计信息揭示其在经营战略和外部大事件冲击中的风险变动及经济后果，进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治理提供相关建议。首先，运用会计信息分析海南航空海外并购和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风险；其次，梳理海南航空风险酝酿、产生和爆发的过程，厘清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行为和新冠肺炎疫情外部大事件冲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最后，对会计如何服务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些对策和建议。
海南航空于1993年1月成立，起步于经济特区海南省，注册资本2.5亿元人民币，是由海南省航空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等法人共同出资设立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航空的主要经营领域包括航空运输业（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民航业务）、货物运输业和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支持性服务产业。在二十多年的持续经营下，公司已发展成为资产规模非常大的民用航空集团企业。航线网络遍布中国，覆盖亚洲，辐射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开通了国内外航线1400条，通航城市110余座。海南航空旗下所投资公司的行业分布非常广泛，涉及商业服务业、零售业、互联网、商品贸易、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航空运输业、计算机、货币金融服务业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九大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资产价格陷入低迷，海南航空制定并实施追赶世界一流标杆企业的“超级X计划”，确定“到2016年，集团收入达到6000亿元”的目标。基于此，海南航空陆续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激进的并购行动，正式开启了全球化发展的序幕。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团队2018年2月6日的一份财务报告显示，2010—2017年，海南航空累计发起47次境外并购。从并购区域来看，海南航空海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54%投向美国，32%投向欧洲，11%投向东亚；从并购行业来看，海南航空主要投资领域为运输（包括航空和物流）、旅游和酒店、房地产、技术以及金融相关资产。本文根据该研究报告整理了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然而，海南航空海外并购绩效却呈下降趋势。表2展示了海南航空2010—2018年的绩效表现：从经营能力来看，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和托宾Q值逐渐下降，2018年的资产回报率为负数，2016—2018年的托宾Q值均低于1，企业的经营能力呈下降趋势；从投资能力来看，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在2010—2014年呈波动状态，自2015年起逐年下降，企业的现金再投资率一直处于波动态势，但总体来说呈下降趋势；从融资能力来看，企业的债权融资成本一直处于波动态势中，但总体来说呈上升趋势，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在2015年之前逐年下降，在2015年之后逐年上升。结合表1海南航空2010—2017年的境外并购事件来看，上述分析表明，海南航空自2010年开启海外并购，尤其是2015年频繁进行海外并购扩张以来，海外并购风险日益累积，企业难以维系持续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通常来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国外大型企业，可以把资本转入国外，减少国外法律对非本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多元化经营战略[3]，如吉利并购沃尔沃、美的并购库卡、万达影视并购传奇电影公司等。海南航空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并购执行公告中，海南航空曾明确表示将一贯地坚持和执行“一带一路”倡议，坚决贯彻“走出去”战略，通过合理使用境内外融资渠道，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的同时，有效快速地扩大资本规模，优化资本结构。从并购动机而言，海南航空的海外并购是为了更好地整合价值链，是实施产业链延伸和多元化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其初衷是好的，但从海南航空2010—2018年的绩效表现来看，海外并购扩张战略并未为其带来理想的效果，在并购过程中反而形成了风险的酝酿、产生和爆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本文从风险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海南航空风险的酝酿、产生和爆发予以分析。 1.频繁并购和国际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企业流动性风险 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之前海南航空海外并购幅度较小，这是受到欧美债务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波动加剧的影响。海南航空2010—2014年期间一直在实施“关停并转”的内部调整转型，自2015年起重启海外并购扩展计划，频繁进行海外并购，仅用三年时间将企业经营业务范围从航空业扩展到酒店旅游、房地产和互联网等其他领域。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海南航空频繁使用现金支付，曾使用高达60亿美元现金收购Ingram Micro Inc.公司和65亿美元现金收购希尔顿集团25%股份。现金并购方式的选择：一方面，由于海南航空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⑤，使用股份支付方式会稀释原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尤其在并购优质资产时，高额的并购对价会较大程度地稀释海南航空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权，再加上海南航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参与认购，采取发行股份和定向增发方式募集资金会导致企业面临被反向收购的风险；另一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经济区的开放带动了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一带一路”等国家利好政策的背景下，企业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的难度相对降低，相比于定向增发审核的不确定性和融资款到账的延迟性，联合投资和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效率更高，更符合海南航空激进的海外并购行为。但是，从表2海南航空并购后的业绩表现可以看出，海南航空冒进海外并购行为给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这是因为现金支付并购不仅使海南航空在迅速扩张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现存的自有资金，而且通过“内保外贷”获取资金支持的方式大大加剧了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收回并购消耗的大量现金，为了补充营运资金的空缺，海南航空从2016年起只能大肆进行举债，企业的长期负债一路攀升，如图1所示。截至2017年末，海南航空有息负债中一年内需要偿还的占比50%以上，如表3所示。再加上2017年海外投资及资金出境等相关政策收紧，海南航空的海外投资贷款中断，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公司便积极开展“自救”，依靠超短期融资券来补充营运资金和置换存量有息债务，借新债还旧债。
海南航空2016—2018年通过频繁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虽然短期内缓解了企业现金流紧张的局面，但是这种债权融资方式债务利息给企业带来压力，加之海南航空频繁的扩张行为导致企业自身资产结构不平衡，加剧了海南航空的融资约束。海南航空及其子公司在2017年债务票面利率越来越高，债权人所要求的投资报酬率也不断增加，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剧增，如表4所示。海南航空于2017年5月提出的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在2018年6月被终止，因此海南航空只能通过发行5期共50亿元、利率高达7.5%的可续期债券来置换存量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企业的融资渠道严重受限。海南航空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补救方法最终使其在2019年背负高达7000多亿元的债务。大量举债和营运资金的空缺加剧了企业融资的约束程度，企业背负极大的债务压力，面临极其严重的资金短缺。
公司并购一般分为并购规划、并购交易和并购整合三个阶段，其中并购整合的成效对并购绩效有着直接的驱动作用[4]。企业之间通过并购整合不同的价值链融通资源，加强市场、技术的价值整合，最终实现协同效应，但如果资源过于分散会难以协同，并购也难以为企业创造价值。海南航空原是以航空运输为主业的企业，为了实现多元化战略发展，打造“大旅游”产业的布局，2010—2017年海南航空海外并购标的涉及物流运输、酒店、旅游、金融和高科技等产业。然而，海南航空的很多海外并购仅仅是财务投资，收购了目标公司的股权，却没有收购任何不动产，实现了投资多元化，却未注重经营多元化；加之海外并购频率过高，并购标的过于多元化，企业不能完全吸收整合目标公司的内部资源，导致公司虽然体量巨大，但是协同效应却难以实现。此外，前述分析也显示海南航空在并购时已经支付了大量现金，并购后却面临海外投资贷款中断，多起连续海外并购导致海南航空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高杠杆的企业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能维持自身的正常经营已实属不易，更不用说拿出资金来进行海外并购后有效的并购整合。无法实现并购整合和协同，让海南航空的经营业绩逐渐开始走下坡路，资源配置效率也逐渐降低。
图2展示了海南航空自2015年开展的多起海外并购事件，从中可以看出，海南航空的并购产业涉及航空运输、酒店、房地产、互联网和金融等多个行业。多元化并购的优点是可以降低风险，减少由于经济环境、产业性质等不可控因素导致的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缺点是宽泛的行业并购将加大并购产业整合的难度。并购协同效应实现的前提在于企业通过产业整合，如通过上下游产业整合来降低成本，通过同行业整合来控制某特定领域的市场等为企业创造价值。而海南航空的并购范围涉猎太广，使其难以与主业产生协同效应，整合风险过高。表2呈现的海南航空海外并购后绩效亦表明，海外并购并没有明显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海南航空虽然在连续海外并购后呈现出资产规模庞大的局面，但是资产利用率并不高，变现能力较差，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偏低。 1993—2002年十年时间内，海南航空巧妙利用资产杠杆实现了快速发展⑥。然而，2003年“非典”疫情使得国内整个航空业遭受沉重打击，海南航空当年就亏损15亿元，这让海南航空看到了航空运输盈利的脆弱性。2003年9月，海南航空宣布实施产业链延伸和多元化战略转型，自此，海南航空便踏上了并购扩张之路，也正是通过全球并购战略，让海南航空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内逐渐成长为中国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航空公司之一。2015年海南航空成功挤进世界500强时，创始人陈峰曾表示“进入世界500强只是海航的新起点，海航立下了新目标：未来5年，进入世界500强的50名至100名之间；未来10年，海航将进入世界500强的第一方队，入列前10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海南航空不得不加快海外并购的步伐。然而，过度扩张势必会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资金短缺风险难以化解，一旦企业造血能力下降，资金链断开，企业便会深陷巨大危机，但是海南航空管理层对此一直持乐观态度。如表5所示，海南航空管理层在面对外界质疑时，对其并购战略选择表现出过度自信，海南航空不仅并购航空等与其主营行业相关的企业，同时还无畏地开辟房地产、互联网等热门产业。海南航空在频繁海外并购过程中已占用了企业大量资金，现金流呈紧张状况，但是管理层仍自信能够实现多元化经营，完成资金的收回，因此不断通过举债方式偿还债务来维持营运资金的运转，但是这一过度自信行为反而进一步加剧企业的偿债压力，将企业推向高杠杆的深渊。
从政策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加强中国与各国之间企业的联系与经济合作。海南航空于2014年9月开通的西安—巴黎直飞航线，就是第一条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而开通的国际直飞航线。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加之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如表5所示），更是让海南航空坚定其全球并购战略，加快了海外并购的步伐。不得不说，“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南航空一直以来致力于围绕航空旅游、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服务业三大主业进行全球化投资布局的战略不谋而合。截至2017年底，公司已开通“一带一路”相关国际和地区航线逾100条，因此，海南航空管理层坚信自己是践行“一带一路”的优秀代表，这使管理层过度自信更加膨胀。实质上，“一带一路”倡议是鼓励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向外发展，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但海南航空并不完全具备核心竞争力，在管理层过度自信下海南航空高估了宏观环境对企业的支持作用，也高估了自身对企业资源的整合能力，一味采取激进的投资策略，并购后没有基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精于资源整合，过广的产业布局拖垮了企业资金的运转，导致并购难以创造价值，最终使海南航空海外并购战略失败。尤其在2017年海外投资及资金出境等相关政策收紧（如表5所示），海外投资贷款中断后，海南航空的流动性风险直接爆发。自2020年1月下旬开始，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进入疫情防控紧急状态，我国航空运输业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民航局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2月，民航业运输总周转量25.2亿吨公里，同比下降73.9%，旅客运输量834.0万人次，同比下降84.5%，货邮运输量29.7万吨，同比下降21.0%⑧。飞常准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内地机场单日起降架次最低值仅为5 380架，与疫情前日均36 000架次形成断崖式落差，退回到2001年的水平。民航专家林智杰对此表示，“如果疫情持续1~2个月，中国可能会有航空公司倒下。不是说大公司日子就好过、小公司就活不下去，而是原本赚钱的航空公司可能能熬一熬，而本来就有很多‘基础性疾病’的就容易转为危重病症”⑨。对本身就有“基础病”的海南航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海南航空近几年冒进海外并购、举债扩张的激进行为已经导致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爆发，无疑使海南航空资金流动性“雪上加霜”。如表6所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海南航空的日常经营就逐渐在走“下坡路”，尤其在疫情全面爆发后的2月，在国民大量出行计划被迫取消的情况下，企业大量航班也被迫取消，运输服务载运量、客座率、机场服务水平等均大幅下降，经营业绩受到巨大冲击。2019年，海南航空的运营能力还处于提升恢复阶段，企业管理层原指望通过2020年1月和2月的春运增加营收，缓解流动性紧张的不利局面，最终还是落空了。在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冲击的情形下，企业能生存下来已实属不易，对于本身需履行诸多财务责任的海南航空来说，其生存之路尤为艰难。受疫情叠加影响，海南航空的流动性风险日益加剧且出现不可逆转趋势，2020年2月底不得不向政府请求援助。然而，2020年3月，在我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时，却迎来全球疫情的大面积爆发，丁香园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3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100万，随着全球疫情的扩散，过去几年在国际航线大肆扩张的海南航空将可能迎来更大的打击，海南航空2020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势必走得非常艰难。
2020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又是三大攻坚战的达标之年，更是疫情之后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迅速实现经济复苏及发展的关键年。会计作为服务经济工作的一个最基本工具，应积极发挥风险防范作用，参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建设，运用会计信息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从微观企业层面来说，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按照既定目标，对企业再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的一种实践活动，而这对企业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非常重要。会计通过财富计量的方式以价值形式呈现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的动态发展情况，最终形成财务会计报告，反映企业在某一时点上的财务状况和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通过会计信息的呈现，可以全面真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情况，并预测未来发展前景，当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利发展势头时及时采取应对之策，发挥会计信息在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更好地服务于企业自身发展。总之，企业价值最大化离不开资源的有效配置[5]，通过发挥会计在微观企业层面的财富计量功能，对企业财富予以公正允当地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向政府和市场提供有用信息，信息使用者据此进行价值判断和决策，决定如何进行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以价值创造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良性循环机制，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我国广大企业生存能力、抗风险能力的一次突发检验[6]。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不少企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脆弱性”，爆发出其存在的高杠杆高负债经营、企业自身缺乏竞争力、管理不善等问题。在大事件面前，会计要迅速地帮助政府厘清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和外部大事件冲击的边界，让国家应急政策的出台更具针对性，不盲目，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投放，帮助到真正应该帮助的企业，在风险应对中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其一，会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具有完整的法规、制度和规范体系，在市场调节中发挥政策工具作用，疫情之下要更好地发挥风险应对功能。通过会计信息的呈现，及时把企业困难收集、反馈到政府职能部门，推动有关部门出台、落实更多的帮扶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助力企业实现复工复产。其二，会计信息是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全面反映，具有资源配置效应，疫情之下要更好地发挥会计监督功能，通过会计监督将执行好会计制度上升为政府监管经济活动[7]。合理分析并利用企业会计信息，在企业实现复工复产的过程中，适时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提高生产效益，缩短生产周期，加强市场预测，克服盲目生产，疏通流通渠道，充分发挥企业潜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其三，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会计信息能直观地反映国家、政府部门及各个地区的财政收支、财务预算决算等情况。疫情之下要更好地发挥会计信息的反映职能，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为国家财政部门调控宏观经济提供数据支持，以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资源配置效应，提高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及政府部门的治理效率，优化政府部门的治理决策。 会计越发展，社会越进步[8]。在传统会计信息系统观下，会计的功能就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即向资本市场如实反映财务信息[9]，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的治理功能逐渐显现[10]。会计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和基础支撑，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财富类型空前丰富、财富规模空前积累的时代下，会计的财富计量功能值得重新思考，会计应当与治国理政同行以“计天下利”[1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其中会计历来与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的发展紧密关联，是各类组织治理的微观信息基础[12]。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客观、公允的会计信息，高质量会计标准体系、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系统和高质量的会计实践活动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会计信息的外部性，实现各方利益关系的协调，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13-14]。“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会计对价值运动的管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元素[15]。一方面，会计信息需要对社会财富进行公正允当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为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提供可靠的基础[1]，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尊重社会权利的前提下获得更多资源。另一方面，会计信息应当为社会财富的高效合理流动提供有效路径[1]，在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善治作用，提高治理效率，优化治理决策，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保持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稳定，发挥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与社会有序的综合治理效能[12]。 ［1］周守华，刘国强.会计与治国理政同行——《会计研究》新年献辞［J］.会计研究，2017（1）：3-4.［2］李咏梅，白小娟.会计信息质量、融资成本与再融资［J］.会计之友，2020（4）：44-51.［3］黄宏斌，姚禹.基于市值管理的企业并购分析：以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为例［J］.会计之友，2019（15）：93-101.［4］黄洪斌，秦政强，张同建.并购战略规划、协同整合和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A股制造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J］.会计之友，2014（26）：58-61.［5］张先治，石芯瑜.会计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机理及改革思路：基于“五位一体”视角的探索［J］.会计研究，2018（11）：15-20.［6］贾康.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财务会计新思考［J］.会计之友，2020（5）：2-6.［7］高一斌.新中国会计管理工作的有益探索［J］.会计研究，2019（10）：3-4.［8］周守华，刘国强.会计越发展，社会越进步：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J］.会计研究，2014（1）：3-4.［9］葛家澍，叶凡，冯星，等.财务会计定义的经济学解读［J］.会计研究，2013（6）：3-9，95.［10］李英.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会计变革［J］.会计研究，2014（6）：25-30.［11］周守华，刘国强.“计天下利”与会计发展——《会计研究》新年献辞［J］.会计研究，2016（1）：3-4.［12］殷俊明，李佳林，潘俊.政府善治驱动下会计助力国家治理的机理与路径［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5（1）：12-13.［13］武辉，王竹泉.国家治理框架下善治导向的会计监督体系重构［J］.会计研究，2019（4）：3-10.［14］周守华，刘国强.发挥会计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追梦人以新成绩献礼共和国70周年华诞——《会计研究》新年献辞［J］.会计研究，2019（1）：3-4.［15］徐玉德，张昉.会计服务现代国家治理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J］.会计之友，2018（1）：10-14.① 详见http：//www.hnagroup.com/news/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将全面协助、全力推进本集团风险化解工作。② 2018年7月，海南航空原董事局主席王健赴法国公务考察时意外失足身亡，之后由陈峰接管海南航空。③ 陈峰在2020年新年致辞中表示：2020年是海航化解流动性风险的重要一年，会迎来化解流动性风险的一个大转折点。④ 除变卖资产外，海南航空还通过债务重组、债转股、以股抵债、以资抵债、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开展“自救”行为。⑤ 海南航空在2017年7月24日发布的《海航集团关于股权结构及公司愿景的公开信》中，披露了其股权结构详情。公开信显示海南航空集团由设立在境内外的慈航基金会（包括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和Hainan Cihang Charity Foundation Inc.，持股52.25%）、12名自然人股东（持股47.5％）、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0.25％）共同拥有。其中，12名自然人股东均为海南航空的联合创始人、高管或董事，王健、陈峰、陈文理三人持股最多，各持有14.98%、14.98%和3.95%。此外，海南航空还指出所有个人股东承诺在离职或离世时向基金会捐赠其所有股份，海南航空最终将由慈善机构持有。⑥ 海南航空成立于1993年，在启动资金只有1 000万元的情况下，创始人陈峰以还未购买到的飞机作为担保对象说服银行给其贷款，通过银行贷款购买到飞机后，再把飞机抵押给银行购买第二架飞机，在很长一段时间，海南航空巧妙利用这样的方式购买到很多飞机，实现了快速发展。⑦ 详见《海航内幕：陈峰和王健怎么评价对方》，http：//www.aviation.cn/2020/0307/65368_3.html。⑧ 详见民航局官网http：//www.caac.gov.cn/XWZX/MHYW/202003/t20200312_201429.html。⑨ 详见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3-16/doc-iimxyqwa0825343.shtml。国家社科基金“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并购中的信任创新机制研究”（16BGL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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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2 11:40:51
